在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讲话在科技人员中引起热烈反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6位科研人员，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畅谈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理解和感受。
　　
　　“四个面向”令人振奋，生命健康短板待补
　　
　　“我很振奋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把‘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放在了‘四个面向’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对《中国科学报》表示，一般来讲，“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一部分，但这次专门提出这个“面向”，让科技人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党中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这期间，我国的科技力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口健康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陈凯先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但他也同样深刻地体会到，我国在生命健康相关的科技领域依然有很多短板待补。
　　
　　在这方面，他认为需要从以下几点着力突破：“第一是科技布局上要有重大战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布局主要偏重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而对重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以及药物和疫苗研究的总体布局和持续支持不足；第二，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传染病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还有欠缺，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疫情监测和预警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以及抗病毒药物、疫苗、检测试剂和相关器械研发的专业人才，都不足；第三，在科研基础设施建设上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不管是药物还是疫苗研发，都离不开P3甚至P4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支持。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类实验室数量明显不足，而在药物研究领域几乎没有。”
　　
　　最后，陈凯先还强调了加强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此次中国抗疫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我认为中西医结合有两个角度：一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价值和作用；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揭示中医药的作用机理等科学内涵，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他说。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陈捷凯也表示，他对“四个面向”的新提法感到“很震撼、很振奋”。“谈话深刻阐述了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把原始创新的重要性和‘四个面向’的总目标高屋建瓴地提出来。”他说，“我们科技工作者有党中央作为坚强后盾，应珍惜目前的环境，做出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不负韶华，不负初心！”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生卢吉布也在学习讲话后深受鼓舞：“我们应该将科研方向瞄准国家所需和前沿基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同时，我们要大力学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尤其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对科学既要有敬畏，也要有激情，更要戒骄戒躁，做出一番成绩。”
　　
　　“六个关键问题”引人深思，深刻洞察创新规律
　　
　　“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并从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6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这6个关键问题，显示了党中央对科技创新规律有着深度把握。”陈捷凯说，“比如加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好奇心来驱动，这是非常切合原始创新的规律的；另一方面是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也不罕见。至于如何支持，也通过对财政、政策、评价体系给予了指导性意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系统与数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也对“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深有共鸣。
　　
　　“在谈到加强基础研究时，总书记特别用到了‘持之以恒’这个词。党和国家深刻洞察到当前面临的诸多‘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基础研究薄弱问题。”他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下，强调发展应用型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需求解决重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纯粹的基础研究，也就是“无用之用”。
　　
　　“事实上，很多原始创新研究并非是具体问题导向的，比如量子、类脑科学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以及纯数学研究，并非马上能够应用，但也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带动学科发展，做出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原创基础研究，实现真正的国际领跑。”他说，“近年来，基础研究的生态和评价体系有所改善，但与理想的创新生态环境还有一定距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未来我们还需要更多从体制机制上作出改变。”
　　
　　对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健康与医学技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青松来说，“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是他在科研工作中感受最深刻的地方。
　　
　　2015年，刘青松团队遇到一个患有特殊混合型白血病的小孩，他们分离出孩子的外周血癌细胞，经过体外试验，筛选出一种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饮片。经仔细评估后，他们给孩子服用了这个药物，没想到效果非常好。
　　
　　“这次经历让我们下定决心推进临床肿瘤精准用药技术。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瓶颈在于原代癌细胞的培养技术难以突破，于是我们又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科研攻坚。接着，我们又意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医药研究大多是跟随式的，研究材料也多为来自欧美的细胞系——我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人的高发疾病上。”刘青松说，“基于这些思考，我们开始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可再生癌症原代细胞生物银行。这将是瞄准中国人疾病的重要研究平台。”
　　
　　“从2015年至今，我们正是以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为导向，面向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在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真是说在了我们心坎上。”他对《中国科学报》感慨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建刚对“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有着深入思考。
　　
　　他认为，科技工作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中国特有的模式，发挥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国家需要什么，就全国一盘棋来做这件事，非常高效。从“两弹一星”到抗击新冠肺炎科技攻关，都是这样。另一种则是科学家出于个人兴趣自由探索，同时建立有活力的体制机制，让科学家能在最短时间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市场转化。在这种环境下，大家一起搞创新，探索100次，只要有两三次能成功就行。美国就是通过这种模式，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100年。
　　
　　“未来，我们应该把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以国家需求为牵引，可能占60%~70%这样一个较大比重；同时要留一部分，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就像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有80%的工作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剩下20%允许科学家们奇思妙想、探索创新，保证对他们的经费支持。这也是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果太急功近利，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李建刚说。
　　
　　他最后强调：“当下，科学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各个学科交叉融合的大科学时代。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我们的重大基础科学装置是别人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集团军’协同作战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点。未来，这些应继续继承和发扬光大，团队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发挥我们的力量和作用。”